The youngest Yunnan Office official career stopped 23 years asked how much money the Sohu News – Lea-索尼a350

The youngest Yunnan Office official career stopped 23 years: asked how much money the Sohu leadership promotion news page first: Yang Guangcheng: career stagnation greed running all the way against lookout cover: Official frustrated when planning: Zhou Liping "promotion achievement of corruption, problems in the mind;" promotion can not corrupt ", the key is in the system;" get into any corruption, responsibility in supervision. It is not a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tback of official career and corruption. If you can’t rise, you will be corrupt, and those who are not Shangguan can still live? If corruption is not official because l, who has lost the brilliance, but also how to say? The reason is not inevitable career frustration of corruption, and folded by career twists and turns, often have many hearts, Chi lost. The world is full of those nine in ten. Detached, can to poetry chi (Li Bai); Qingzhou from faithful, people ca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heart does not change (Fan Zhongyan); open-minded, can the official term for the benefit of one party (Su Shi); even ordinary people can also clean, dignified and imposing. Moreover, today the world is so big, definitely not only hold a top hat. Yang Guangcheng: all the way the _ career stagnation of corruption Long Zaiyu of correspondents from Kunming in 1991, at the age of 36, Yang Guangcheng served as secretary of the Yun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Yunnan became the youngest department level cadres. In 2014, Yang Guangcheng alleged serious violation of law, Yunnan Provinci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was investigated. At this time, he has retired year, is serving as party secretary of Yunnan Provincial Communications department. In the position, he spent 23 years. A person familiar with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Yunnan told reporters against lookout, Yang Guangcheng considered himself frustrated in the officialdom, 36 year old promotion hall, became the object of tissue culture on the putative star of hope. Who knows, after more than 20 years, has been spinning in situ, can not be further. "Frustrated from early success to the career, and finally fell wanjiebubao." About the reason why Yang Guangcheng sacked, many official who is shaking his head: "I wonder if he is reckless or foolish at home, how to make such a mistake?" When the Lord Yang Guangcheng bloomer is Binchuan County of Yunnan Provinc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to the University became the worker peasant soldier students. In 1978, after Yang Guangcheng graduated from University, he returned to his hometown and worked in the Binchuan county planning commission. In the early 80s of last century, young cadres, professional spring breeze blowing to Binchuan County, young and have a university diploma Yang Guangcheng into the official career lane. In 1988, Yang Guangcheng, 33, served as secretary of the county Party committee of Binchuan. According to a Binchuan County retired cadres, the Secretary of the committee, the brilliance of Yang Guangcheng encountered a noble. When the main leaders of the Yunnan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rode through Binchuan, the flue-cured tobacco on both sides of the road was gratifying, and the Secretary of the Party committee notified the county Party committee to report the work. Yang Guangcheng was directing his work in the fields, and came running over in a pair of muddy shoes.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leaders see the Secretary of the county Party is so young, work and in-depth line, immediately commended. In the next report, Yang Guangcheng was right.

云南最年轻厅官仕途停23年:曾问领导升官多少钱-搜狐新闻 第1页 :杨光成:仕途停滞 贪路狂奔   廉政瞭望封面报道:官场失意时   策划人: 周丽萍   “升官不成就腐败”,问题在心态;   “升官不成能腐败”,关键在制度;   “升官不成任腐败”,责任在监管。   剖开来看,仕途受挫与腐败堕落之间并非逻辑关系。如果升不了官就要腐败,那些没当上官的,还能活吗?如果腐败是因为升不了官,那些春风得意却马失前蹄的,又该怎么说呢?   仕途失意绝非腐败的必然缘由,因仕途波折而折的,往往早已迷其心、失其志。世上不如意者,十之八九。超脱者,可以以诗咏志散发轻舟(李白);坚贞者,可以忧国忧民初心不改(范仲淹);豁达者,可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苏轼);即使平凡人,亦可以堂堂正正清清白白。   何况,今天的世界那么大,绝对不是仅装得下一顶官帽。   杨光成:仕途停滞 贪路狂奔   文_本刊记者 龙在宇 发自昆明   1991年,时年36岁的杨光成出任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成为当时云南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2014年,杨光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云南省纪委立案调查。此时的他,已届退休之年,正担任云南省交通厅党组书记。在正厅的位置上,他待了整整23年。   一名熟悉云南政情的人士告诉廉政瞭望记者,杨光成把自己视为官场内的失意者,36岁晋升正厅,成为组织重点培养对象,外界公认的希望之星。谁知此后20多年,竟然一直原地打转,无法再进一步。“从年少得志到仕途失意,最后还落了个晚节不保。”   谈及杨光成落马的缘由,许多官场人士更是摇头:“不知他是胆大妄为还是糊涂到家,怎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年少得志 再遇贵人   杨光成是云南省宾川县人,文革期间进入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1978年,杨光成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在宾川县计委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初,干部年轻化、专业化的春风吹到宾川县城,年轻且拥有大学文凭的杨光成驶入仕途快车道。1988年,33岁的杨光成担任宾川县委书记。   据一名宾川县退休干部介绍,在县委书记任上,本已春风得意的杨光成又遇到一名贵人。时任云南省委主要领导乘车经过宾川,见道路两旁的烤烟长势喜人,专门下车通知县委书记来汇报工作。杨光成当时正在田间地头指导工作,穿着一双沾满泥巴的鞋子跑了过来。省委领导见县委书记如此年轻,工作又能深入一线,立刻提出表扬。在接下来的汇报中,杨光成对答如流,领导十分满意。   那次视察之后不久,杨光成便获得提拔。1990年,他离开老家宾川,出任大理州委常委、大理市委书记。一年之后,杨光成又被调往昆明,担任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   此时的杨光成,已跃升为云南政坛的希望之星。一名云南官场人士介绍,杨光成是少数民族干部,36岁就跻身正厅,又有基层工作经验。不少人以为,他的前程会一片光明。   1996年,杨光成离开共青团系统,出任红河州委书记。时年41岁的他,成为云南当时最年轻的市、州党委一把手。   一名熟悉云南政情的人士介绍,历届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中,像杨光成这样,直接担任州委书记的很少,他是当时走得最好的。有些人离开共青团后,只到地方做市长,或者是正厅级的党委副书记。“大概和他之前担任过县市一把手的经历有关。外界还有一种说法,省委新老领导交替时,对杨光成赏识有加的老领导专门叮嘱,希望新领导对像杨光成这样的年轻干部多压担子。”   杨光成满怀信心地赴红河上任,然而云南官场却在此后一段时间动荡不安,杨的仕途也因此受挫。   无为而治 坐等升迁   从1996年到2002年,杨光成在红河州委书记的位置上待了6年。对于其主政红河的往事,许多受访者均表示时间久远,记不大清楚。一名现居昆明的红河州委退休干部介绍,大家对杨光成的印象模糊,一是因为相隔时间太久,二是因为杨的施政风格。“杨光成在红河期间,没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没捅出什么篓子,几乎就是无为而治。”   这名退休干部介绍,杨光成上任之初,搞过一段时间的市容整治,州委书记周末亲自上街扫地。后来抓旅游工作,杨光成很用心,但成效并不大。杨光成有文人性格,喜欢和一些文人墨客在一起,还为许多书作序。“大概杨光成认为自己只是来红河过渡一下,无过就是功。”   红河的经济总量,在云南各市、州中处于第一梯队,辖区内大企业众多。位于个旧市的云锡集团、位于弥勒县的红河卷烟厂,都是有名的大企业,但管理权限并不完全在红河州。地方政府与这些大企业之间的关系,历来很微妙。但杨光成主政时期,他与这些企业的关系却异常融洽。有红河州人士认为,这种融洽关系的背后,正是缘于杨光成从不得罪人,更不敢为当地争取利益。企业提出什么要求或是省里有人打个招呼,他通常都会答应。   杨光成想当个太平官,在地方过渡几年便能高升回省城,可昆明官场的动荡,却让他的想法落空。在杨光成主政红河的那几年,先有时任云南省长李嘉廷落马,紧接着,曾担任云南省委书记的高严外逃。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许多人事问题被搁置,杨光成梦寐以求的高升也始终未能成真。   红河当地还流传一种说法,向时任云南省长李嘉廷行贿的名单上,杨光成赫然在列。只不过因为金额不大,被网开一面。   主政红河后期,杨光成工作中愈发保守,几乎没有什么作为,但与某些商人的关系却越走越近。红河地产商桂瑜森,就在那时与杨光成建立起关系。   2001年,白恩培担任云南省委书记。站稳脚跟后,白恩培开始进行大范围的人事调整。就在白恩培入滇后的第二年,杨光成离开红河,回昆明担任省交通厅长。   相关人士分析,对于这次调动,杨光成虽不满意却可接受。“他在红河干了6年,早就想挪地方了。他还向省委打过报告,称因为家庭原因,希望回昆明工作。这次调动,虽然未能晋升,但交通厅毕竟是实权部门,也实现了他回昆明的愿望。”   提拨无望 心灰意冷   到了交通厅的杨光成,尽管焦急却并未绝望。他或许认为,自己的年龄优势仍在,资历更远胜同僚。假以时日,并非一定没有机会。但2003年的“倒白事件”,却给了尚存希望的杨光成沉重一击。   2003年云南省“两会”上,一封署名“云南省倒白委员会”的举报信被装进了发给参会人员的文件袋。这份举报信列举了白恩培的政治、经济、作风问题。白恩培指示省纪委和省公安厅合力侦破。白恩培当时认为,这是一起地方势力针对中央下派干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政治事件,他把目标锁定在另一名云南省委领导身上,两人的矛盾几近公开化。   最终,白恩培成了胜利者。无论从当时的调查还是坊间传言,都未有杨光成卷入此事件的消息。唯一的交集是,当初对杨光成大力拔擢的省委领导,对白恩培眼中的“对头”同样有知遇之恩。从那时起直到临近退休,杨光成在交通厅长的位置上坐了12年。   据知情人士透露,杨光成接受调查期间多次表示,正是因为仕途的不得志,才放松了对自己的约束。   据介绍,杨光成刚到交通厅那几年,脾气很大,动不动就训人,大家避之唯恐不及。到了后期,杨光成的脾气温和了,工作却懒洋洋。有一年,他因慢性病住院疗养,在医院待了两个月。出院后,长时间在家里或宾馆办公,办公室里几乎找不到他。   杨光成工作中的散漫,甚至令白恩培不满。大约在2010年前后,交通系统有人上访,杨光成避而不见,半个月没去办公室。为此事,白恩培在一次会议上责问,杨光成解释说,那帮上访的人很厉害,如果见了面会纠缠个没完。白恩培当着众人说:“你一个厅长,居然只能藏起来办公。没想到解放这么多年了,你倒成了‘地下党’?”   据一名接近杨光成的人士介绍,到任交通厅长的前几年,杨光成纵然有牢骚,言行却还谨慎。不过到了后期,杨光成的牢骚话多起来,想必他已经无所顾忌。   一次外出考察,中巴车上有好几名厅长,还有媒体记者。杨光成自我调侃:“我这个人没其它的瘾,就有官瘾。当了这么多年官,想着要退休了真有些不习惯。我去问领导,当个人大、政协的副职要多少钱?接着我又问,这钱花了赚得回来不?最后算了下账,这钱还真不好赚回来。算了,省点钱安度晚年,也不去蹚浑水了。”   在场的人面面相觑。没想到堂堂一个厅长,竟然如此口不择言,大放厥词,歪曲事实。有人后来表示,杨光成的落马肯定是迟早的事。   仕途停滞 转投贪路   虽然仕途停滞,但杨光成毕竟是交通厅长。在他的周围,不乏刻意巴结,曲意逢迎者。其中,就包括老朋友桂瑜森。   桂瑜森早年在红河经营旅游业,后进入房地产。在杨光成担任红河州委书记时,两人就认识。杨光成调任交通厅长后,桂瑜森进军交通领域,承建了云南省内多条公路的建设。   据知情人士介绍,杨光成自己供述,在红河时自己比较小心,如果桂瑜森送的钱金额太大,自己还不敢收,只收下一些拜年的红包。后来随着仕途失意,他认为这辈子官场没指望,就攒些钱享受生活,收下的金额,也越来越大。   担任交通厅长期间,桂瑜森多次向杨光成行贿,还向杨的妻子夏兰香赠送礼金。2010年左右,桂瑜森赠送夏兰香一件18K金翡翠挂件,价值近36万元。   杨光成落马的导火索,正是因为与桂瑜森之间的勾结。2010年后,桂瑜森的资金链十分紧张,他找到杨光成,希望能帮助其融资。杨光成利用职务之便,挪用5亿元公款,借给桂瑜森。其中有2亿多,案发后也未能归还。   相关部门在对杨光成进行退休前审计时,发现这个资金漏洞,顺藤摸瓜查出了杨光成的问题。当地人士表示,落马贪官和老板有牵扯的不少,但像杨光成这样,毫不避嫌地把巨额资金借给民营企业的却不多。他也不想想,一旦企业还不出钱,都不需要纪委来查就会自我引爆。“作为一名官员,杨光成真是糊涂到家了。”   一名与杨光成有过接触的人士认为,在交通厅的最后几年,杨光成不仅工作不在状态,经常不到单位,连起码的谨慎小心也没有了。   杨光成被调查后,其它问题相继浮出水面。他不仅收受其他商人和下属的行贿款,还私藏枪支弹药。已退休4年的妻子夏兰香的问题也随之曝光,她利用“厅长丈夫”的影响力受贿120万元,因其具有自首情节,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 第2页 :为官不如意,岂能不作为   为官不如意,岂能不作为   文_ 张朵   面对仕途的波折,有些官员开始放纵自我,一步步滑落至腐败的深渊;还有些官员,“失意”后虽然并未大肆敛财,却在工作中当起“甩手掌柜”,照样属于“为官不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   干工作,心思不在这地方   记者几年前接触过一名单位一把手。当时他考外省副厅级岗位,已经进入考察环节,但这边上级部门不愿意放人,让他失去这次机会。此后,他基本只有必要的会议和签字、报销到办公室,其他时候很少见到人,单位有事只有电话请示汇报。他还常把东汉张衡的“庶前训之可钻,聊朝隐乎柱史”挂在嘴边,自诩继承了传统儒、道两家的处世哲学。   殊不知,这样的为官不为,是一种懒政,是一种渎职,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危害并不亚于腐败。以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为代表的一类人,便是为官不为、自食恶果的典型。   据报道,童名谦在邵阳主政时期,无论辖区内发生何种大事,他依旧清晨起床上班,深夜在市委大院内散步。到了周日,市委大院老干部活动中心旁的一口鱼塘,经常能看到童名谦搬着一个小板凳,陪老干部聊天、看他们钓鱼。有人说,此时的他,已有了归隐之念。   不为者心中无“守土之责”,表现出来的就是“漂浮”。某地级市一名正处级官员告诉记者,当地的一名前市委书记,是从省城调过来的。尽管当市委书记的时间长达6年,却从来没有、也没打算融入当地的环境中。“这名市委书记主政后期,在一次城建工作会议上,谈到主城区的道路居然显得很陌生,还需要秘书拿来地图。到一个地方工作了6年,竟然连城市的主要道路都搞不清楚!”   上述官员介绍,该市是农业大市,市委书记在农忙时节调研指导农业工作是多年来形成的惯例。这名市委书记过去一直分管工业,对农业工作十分陌生。来到田间地头,竟然连最基本的农作物名称都叫不出来,跟在身旁的媒体记者只能干着急,不知书记调研的稿子如何写。这种状况,直到其担任市委书记的后期也未改变。当地官员抱怨说:“你在省城分管工业,对农业陌生可以理解。可既然到农业大市当一把手,总该补点课。只能证明你心思不在这里,根本不愿意去学。”   心思不在工作上,工作中必然会出乱子。在这名市委书记的主政之下,当地接连爆发出许多问题。他本人的政治生命,也终结于此地。   和稀泥,遇到问题爱“抹”   为官不为者,心中多想的是“无过就是功”、“平安到站”,习惯性地“遇到问题绕着走,碰到矛盾躲着走,看见难点低头走”。   据媒体报道,童名谦主政衡阳时,人大代表选举中贿选问题严重,3名花了钱却落选的企业老板曾在办公室堵住童名谦讨要说法,童竟然仅仅是批示要求将钱款予以退还。当地官场人士介绍,出了这种事,身为一把手的童名谦不予彻查,仍在当好好先生,希望息事宁人,实在是不作为的典型。那份批示也成为其玩忽职守的重要书证。   童名谦主政湘西时,同样奉行“无过就是功”的好人哲学,最终却是矛盾越积越深,以至无法收拾。对于湘西的民间集资问题,各界早有反映。时任州委书记童名谦阅后,批示调查、摸底,成立联席会议研究处理。   湘西州一名官员透露,在州常委会研究时,当时有领导主张整治,也有人反对:“不融资,哪来的发展资金呢?”   据媒体报道,多名湘西州高层已被非法集资裹挟。湘西州委原常委、统战部长滕万翠等数名官员,被查明参与集资。作为一把手的童名谦,本人虽未卷入集资,但在“是否查办”的关键问题上,未能一锤定音。   一名当地干部介绍,童名谦在处理集资案上表现出的犹豫不决并不奇怪,他在湘西任上,怕得罪各级干部,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也无对策。   最终,湘西州只是出台了一些控制内部风险的文件,试图引导集资企业逐步降低利息,实现软着陆。隐患并未排除,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2008年9月,湘西集资破局,成千上万愤怒的群众走上了街头。   意不平,牢骚太盛欲断肠   官场“失意者”往往表现出两种典型情绪,一种是如前面所言,自诩看透仿效黄老;另一种则是“抑郁难展平生志,牢骚太盛欲断肠”。   另一名目前已黯然落马的市委书记,也是这种“牢骚太盛”的典型。他30多岁便跻身正厅,此后十多年再无进步。工作中,他时常以老资格自居,言谈间却难掩一股失意者的落寞。一次外出考察时,有市委常委谈到另一座城市的市委书记,这名市委书记随即脱口而出:“他出道的时间晚得很。我当市委常委时,他还在下面当副县长。也是运气好,赶上那几年领导班子变动大,他才升得快。”在场的市委常委见一把手发牢骚,赶紧闭口不言。   云南省交通厅原厅长杨光成,在正厅的位置上待了20多年,自认为仕途失意。退休前,多次在公开场合抱怨,甚至大谈“买官卖官”之道,令在座者面面相觑。   一名官场人士认为,某些官员的失落之情乃至于整日牢骚着实不该。他只想着自己在某个位置上待了十多年,却不转念想想,正是当年组织的破格提拔,才让自己年纪轻轻便身居高位。官场中,还有好多能力出众者,终其一生都没能当上市委书记、厅长。   这些所谓的失意者,往往还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在一个岗位上待久了,觉得未获提拔便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工作中的这种表现,叫组织如何提拔你?到头来,自己又更加牢骚满腹。以童名谦等人主政地方的表现来看,都出现过严重问题,他们确实也不适宜被提拔到更重要的工作岗位。   2008年,童名谦由湘西州委书记调任邵阳市委书记,一度被外界视为即将获得重用的信号。童之前的6任邵阳市委书记,有5人离开邵阳后都跻身省委常委班子,但后来童名谦从邵阳市委书记平调去衡阳担任市委书记。   从另一方面来看,无论是湘西泛滥成灾的民间集资,还是邵阳的官场乱象,作为主政者的童名谦,都选择了回避甚至放纵,其德才都不配位,更遑论重用。   纵观许多官场失意者,动辄拿自己资格老,已在某个岗位工作多年说事。但反过来说,这些人无不很早就获得破格提拔。与大多数人相比,他们更应当算作得意者。有人戏言,“与其说是久不提拔觉得委屈,为何不说是早吃了‘期头’?”   鉴恶果,今人当警之   腐败,是让人咬牙切齿的恨;为官不为,则是一种平庸之恶。其恶不遏,害人害己害一方。落马之后,童名谦便感叹:“衡阳害了我,我害了衡阳。”   当下,“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重要部署。尤其党委书记,是管党治党的掌舵者、领头人,是党风廉政建设的第一责任人,就应当负起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能不能担当起来,关键在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抓没抓住。“牛鼻子”三个字,既形象地指出了党委主体责任在党风廉政建设体系中的牵头管总作用,又告诉我们,各级党委只有履行了主体责任,才能抓住关键,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绝不能因“失意”而惰政,麻痹大意,对主体责任认识不清、落实不力,挂帅不出征,守土不负责,否则必将招致祸端。   殷鉴不远,今人应警之。好在,随着正风肃纪工作的不断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发条上紧,混日子官员的日子,也将很难再继续混下去了。 第3页 :仕途受挫,腐败“开闸”?   仕途受挫,腐败“开闸”?   文_本刊记者 徐浩程   2015年最后一天,福建连城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林庆祯腐败缘由曝光:“提拔县长‘仕途受挫’后,我觉得‘组织是靠不住的,还是要靠自己、靠朋友’。”   这与此前几天,湖北宜昌市原市长助理王松华自述的贪腐理由如出一辙:仕途“受挫”,腐败开闸,对金钱的渴求几乎达到一种疯狂的地步。   十八大后,“抬出”这个理由的落马官员真是一抓一大把。上到省部级干部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江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下至基层干部河南社旗县一股长、江苏南通一职校副校长。   表面上看,这说的都是“事实”,他们还有点“小委屈”;实则多是借口,不信翻翻贪官们的忏悔录——仕途不顺、心态失衡可以成为腐败理由,仕途太顺、心态失衡也可以成为腐败理由。   哪些“升官不成就腐败”   仕途“受挫”是这类干部腐败的“节点”,不是起点,更不是缘由。他们很多的贪腐行为,早在仕途遇挫之前就开始了。   在王松华担任湖北枝江市市委书记期间,枝江成为湖北“十强县”。据王自述,他以为能“更进一步”,不料却与宜昌市委常委一职失之交臂,在2007年被调到宜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任职,这才开始在经济上寻求“补偿”。   但去年10月法院判决显示,他的腐败从2002年担任枝江市委书记时就已经开始,远早于其仕途不顺的2007年。仕途“受挫”成为“替罪羊”。   对于呈现“金字塔”结构的干部队伍而言,级别越来越高,继续晋升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而在现实中,他们忽视了这一规律,把仕途看作“永不停歇的高速列车”,“一年看、二年干、三年等着换”,一旦停滞下来,就叫唤“受挫”。   一名贪官在忏悔书中就写到,才当两年县委书记,就调整他到市直部门,“市委不信任我,对我不公平,心态失衡坠入深渊”。   “动辄归咎到仕途,无非是想说明他们曾经有多么能干,本来应该提拔,为自己在被调查后加一点‘印象分’。”一名纪检监察干部称。   不过,仕途“受挫”可以说是这类干部腐败加速的催化剂,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一些特点。   首先,这类干部大多有一定能力,并受到重用,做了一些事情,居功自傲,自认为“应该被提拔”,一旦不顺心了,就自认“受挫”。   记者采访中了解的一名落马官员就是如此。他先从省局到县里挂职,不想回去当一般干部,就“争取”到县上当了名局长。几年下来,做了点事情,官欲膨胀,但看省局原来的同事不少提拔为副处,心里就不平衡了,千方百计钻营,最终落马。   其次,这些干部大多权力上瘾,受官本位影响深,把权力看成自己的“领地”,不容他人染指。一旦“受挫”,心生怨气,攀比、补偿、谋后路的心态更浓,容易从权力疯狂陷入物质疯狂,所谓“堤内损失堤外补”。   甘肃酒泉市政协原主席杨林就是个“官迷”,他37岁就担任金昌市副市长,前期仕途一帆风顺,但接下来的两次变动,在杨的眼里却被视为“受挫”。先是从嘉峪关市副市长调任酒泉市委副书记,紧接着又调任酒泉市政协主席。其实,第一次调整虽然是平级,但在班子中排名更靠前了,而杨却不满足;第二次调整是提拔,但杨并不知道。   为了寻求补偿,杨林敛财的胆子越来越大。从嘉峪关市副市长开始,他受贿的数额逐渐增多,每个职务台阶的受贿数额从平均每年3.4万元到29.5万元再到199万元。   此外,贪腐行为上,仕途“受挫”前谨小慎微,知道收敛,“受挫”后就有点肆无忌惮。   一名县级纪检干部告诉记者,他曾接触过一名干部,自以为“救火”成功能“更进一步”,但两次评优秀县委书记,都没有他的份,副厅也没有选拔上,最后被调到一个市直部门。   “他‘受挫’之前,给自己定了个原则,只收亲近下属、信得过的老板的钱。所以,拒收过近百万的商铺、几十万的贿赂款,还退了十几万的红包。之后,像梯坎垮了一样,只要你敢送,他就敢收。”   河北省大名县县委原书记边飞,自认做了三个地方的县委书记一直没有得到提拔,于是从第二任县委书记开始,就只想着怎么多挣钱了,8年多时间里受贿上百次。   为何“升官不成能腐败”?   面对仕途“受挫”的时候,大部分干部能从容应对,一小部分做出了违法乱纪的行为,走向腐败。“他们之所以能腐败、会腐败,还不仅仅是因为心态失衡。”一名纪检干部称。   首先,他们手里要有权,还能发挥余威,肆意弄权。   王松华到开发区任职后,大事小事基本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只要是他不认可的,市委书记签字的事情,他也不会去做。”   一名老板拿着市委书记的批示,要求其落实项目。然而,王松华认为该老板没有“孝敬”到位,又拿书记来“压”他,便一直拖着。该老板见王松华屡次阻挠,跑到其办公室激动地称要去告他,王松华听后大怒,说道:“你去告吧,不告你就是孙子!”硬是卡住了该项目。   其次,有些仕途“受挫”后的腐败是被裹挟,同流合污。“尤其是那种多少年不动的,下面‘有抱负’的干部就很着急。这种时候一些干部定力不强,就容易被下面左右。”一名处级干部告诉记者。   另一名干部也告诉记者,“仕途‘受挫’的干部,最怕的是被认为失势。他们也会做一些事情、随大流来强调他们的权力,堕入腐败。”   安徽萧县县委原书记毋保良就是如此。毋保良曾是宿州市埇桥区副区长,当时,作为有学历、有能力、有业绩的年轻干部,前途看好的毋保良却意外落选区委常委,有人评价其“不合群、威信不高”。之后,他吸取了落选的教训,顺应了萧县的“送礼风”,在“一团和气”的氛围中开始了受贿。   还有些干部“受挫”后,热衷投机钻营,“运作关系”“抱大腿”。他们认为自己升不上去,是没有跑、没有送,或者跑得不够、送得不够,此后就变本加厉。跑送得要钱,钱从哪儿来呢,还不得“变现”权力。   这类干部一旦自认“受挫”,就容易产生“最后疯狂”心理和抓紧时间“捞一把”心理,特别是在换届期间。   宜宾市原副市长陈光礼是其中典型。他任县委书记时,自以为政绩不错,但到了提拔的关键时刻,却没能入围。这让他觉得自己苦干多年,到头来还是一无所有,于是有了“趁换届捞一把”的想法,开始“报复性腐败”。后来提拔了,但贪腐刹不住了!   最后,这类干部更容易被别有用心的商人、掮客留意、“围猎”。此前媒体曝出的商人王雨石想学胡雪岩,能帮他的两个博士市长朋友买到大官,陷入“买官骗中骗”的连环案。这虽然以闹剧收场,但如果不是骗局,两个博士市长今后又将如何呢?   不能“升官不成任腐败”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对党员干部来说,期望在工作中得到肯定、得到合理的报酬与晋升机会,是一种正常的心理,需要善加引导,不能“升官不成任腐败”。其中,培养一个良好心态尤为关键。   “心态、身体、能力,是党员领导干部必备的三个要求,我把心态排在第一。你有个什么举措,各方都有评论;有什么波折,大家也都看着。没有一个强大、健康的心态,身体再好、能力再强也做不了什么事。”一名市委书记称。   心理失衡也是导致“受挫”干部腐败的关键。为此,亟需建立一个党员干部心理评估和纠错的机制,引导党员干部保持一个健康心态。   北京东城区检察院就曾和中国政法大学联合开展了一个项目,运用心理学进行职务犯罪分析和预防。每个东城区干部都会收到一份《价值取向量表》和《自评量表》,依靠这份不需要展示于外人的自测表,受测者能够完成一次很准确的自我心理评价。   要避免仕途“受挫”陷阱,还需要一个良好的用人导向和环境。   十八大以来,中央相继出台了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干部能上能下制度。这给那些拿“天花板”困局做挡箭牌的干部敲了警钟,但还不够,还需要组织、纪检相关机关切实加强监督与引导。   相关专家称,有些部门对“受挫”干部存在一种“安抚”心理,听之任之,监管不力。   云南省住建厅原厅长陈锡诚自认“受挫”后,一改以前勤勉的工作作风,连“上班混日子”都不愿意,常常“神龙见首不见尾”。领导安排工作找不到他,干部汇报工作找不到他,分管的工作一片混乱,但组织部门似乎对此视而不见。   湖南临湘市原市长龚卫国也是如此,他仕途“受挫”后吸毒,在幻觉中寻求安慰。当地公安局长应该早就知道他吸食毒品,但龚是上级,又是关系不错的同僚,所以并没有对他采取任何措施。政府内部人员可能早已发觉,但都没有采取措施。   正是因为组织上失之于严,才使一些干部产生了“错觉”。“干起事来临危不惧、雷厉风行、立竿见影,是千人之上、万人敬仰的人”,这是甘肃酒泉市政协原主席杨林的自我评价。虽然大肆贪腐,但他认为自己资格老、担任领导时间长、各方面关系处理得好,不会有人敢查,更不会有人能查。   “以‘受挫’为节点,只要仔细,是可以发现这些干部违纪违法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因此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抓早抓小,早教育早提醒、早摸排早查处、早纠正早解决,尤其今年又是‘换届之年’。”一名纪检干部称。 第4页 :春风得意,马亦“失蹄”   春风得意,马亦“失蹄”   文_本刊记者 夏芯   “升官不成就腐败”常作为一些官员的贪腐“逻辑”,但在现实中,亦不乏“升官同时搞腐败”的现象。十八大以来,各地查办的涉及一把手违纪违法的案件中,大有“明星官员”“能人官员”的腐败案例。   得意与失意,原本是官员仕途的两个极端,然而似乎都可以成为官员腐败的理由。官员在失意的状态下,感觉心灰意冷,于是寻求补偿;在仕途攀升时,志得意满,更加肆无忌惮;在仕途到站时,自认为已经“上车”,可以安心敛财。   那些得意时的“人仰马翻”   日前,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案开庭。提及这名“能人官员”,无不让人联想到他在仕途上的火速蹿升,曾在两年内从正处走到正厅,仅44岁就升任广东省副省长。但他却在升任省委常委后,很快落马。   谈及这样的明星官员,“高学历”“快速升迁”总是成为聚焦在他们身上的高频词汇。与失意官员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的仕途原本备受期待,然而却在得意之时踩了急刹车,戛然而止。   这些“得意”官员贪腐时普遍存在三种心态。首先,随着权力增大,更加恣意妄为。职位升迁意味着权力增大,同时更意味着责任变重。但一些官员却在关键的地方断章取义,他们往往在升迁之前保持“低调”,一旦职位高升,便将权力意识无限放大,自认为“刑不上大夫”,开始随心所欲,而将党纪国法抛诸脑后。   其次,一些官员仕途目的实现后,便放松了自我约束。达到仕途预期,对一些官员来说意味着“掌权”目的实现,这时产生的自满情绪更容易让他们放松警惕,从而做出越矩行为。   还有部分官员“更进一步”后,觉得收入与位置不相匹配,嫌收入低。他们在仕途上升过程中,与商人、老板这些“有钱人”接触后,逐渐产生不平衡心态,认为官职升高后收入并未明显提高,这和自己“身份”不匹配。当身边的诱惑接踵而至时,这些官员便以权谋私,力图让自己的身份更加“体面”。   这些曾处于上升期的落马官员,一方面踌躇满志,另一方面野马脱缰。内蒙古自治区原常务副主席潘逸阳40岁就官至省委常委,几乎符合政坛新星的所有条件,年富力强、有博士学历、有边疆艰苦地区工作经历……然而这颗政坛新星提前“陨落”在仕途上升期。   就现实情况而言,很难判断仕途失意者与得意者,谁的腐败更多,但绝对可以说,得意者的腐败带来的危害更大。处于仕途上升期的官员,权力在不断加码,资源在不断丰厚,前方在不断铺路,这三者形成效能互相叠加的态势,一旦贪腐溃堤,其祸可滔天。从影响上来说,上升期官员的腐败导致了“边升边腐”“带病提拔”的现象,更对政治生态带来极大破坏。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落马官员更趋于年轻化。今年中央更是将换届工作列为巡视重点,不仅是关注换届时的选人用人,还关注新任后的领导干部有何作为,能否一如既往地经得住考验,警惕个别领导干部因为得到提拔重用就得意忘形、放松警惕、贪污腐败。可见,对处于仕途上升期的腐败官员加大查处力度,已成为当前反腐的重点。   祸起得意之处   福兮祸之所伏,往往是一些得意官员落马时的真实写照。   上升期的官员既拥有仕途的高度,又拥有仕途的长度,一旦出现心态变化,他们的得意之处往往成为落马的“祸根”。   官员“得意”,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官本位”意识在作祟。他们往往一朝得势,则认为“权力在手,天下我有”。   如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原主任委员蓝军喜欢鲜花和掌声,喜欢警车开道、前呼后拥,听不进不同声音。蓝军喜好唱歌,在当松原市长期间一次进京开会,有人竟“陪唱”到北京。他还曾拿出别人送的红包,在儿子面前炫耀:“看看,老爸这官没白当吧!”执迷不悟的蓝军最终“病入骨髓”,无可挽救。   一些官员“得意”,是因为有“贵人”相助,胆壮气粗,因而行事无忌。比如南宁市委原书记余远辉,就是因逢“贵人”坐上升迁快车,44岁便升任梧州市委书记,后来更成为当时广西自治区党委中最年轻的常委。   有分析指出,余远辉在基层锻炼的经历太有限,年纪轻轻就被提拔到重要岗位。或许正因提拔太快又被领导看好,让他养成了志大才疏、狂妄自大的特性,以致动辄大摆筵席、大修房屋,甚至行事专断、任人唯亲,最终吞下苦果。   “得意”官员还容易恃功而骄,标榜自己的“本事”,并自认为这些“功劳”可以“瑜”以掩“瑕”。南京市委原书记杨卫泽每到一地都想做些大事来展现能力,结果这些政绩工程反而成为其落马的“催命符”。   在南京当书记时,与杨卫泽搭档的南京市长季建业,其好大喜功、大肆敛财的特性与杨卫泽如出一辙,两人的结局也尤为相似。   曾被劝“勒马”,但没勒住   “得意”官员在受到惩处后常常会这样自我“反省”:“如果当时有人提醒我、监督我,我就会悬崖勒马。”实际上,他们身边不乏这样的提醒。然而与失意贪官不同的是,他们完全不会考虑自己的“后路”,欲望膨胀到极点,已然装不下任何旁物,自然离毁灭也就不远了。   “和他们个别谈话诫勉,党组会上点名劝告,向领导反映问题……都做过,没用啊,带病提拔的教训太深刻。”2014年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落马之后,一名曾与姚共事的人士发微博称“还是没躲过去”,并作出如上表述。而此人正是姚在江西省政府办公厅任副主任时的老上级。   据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姚木根“出问题”的时间节点,是在2004年5月至2013年下半年。这段时间,姚木根历任江西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还曾担任省发改委一把手,顺遂的仕途让他只看到权力,忘记了劝告。   其实,很多像这样当局者迷的官员,很早就有旁观者的提醒,但警示作用收效甚微。此前被称为“地产书记”的刘国庆,从担任河南省驻马店市委书记到落马,只经历了367天。据说河南省前任书记曾警告刘国庆“和开发商走得太近不好”,但他已身陷房地产泥潭中无法脱身。2014年4月,郑州市最大的娱乐场所“皇家一号”被查封后,刘国庆的大股东身份遂被证实。几乎与此同时,驻马店房地产领域腐败的源头也指向了他。   许多官员强势的做派也曾被人提醒。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将大拆大建从沭阳延续到昆明,一度被质疑越过了权力边界。北京大学的姚阳教授曾是仇和的激烈批评者,曾送给仇和两本书,其中一本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意在提醒仇和,要避免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然而仇和在仕途得意之路上终究还是犯下了“致命错误”。   范仲淹曾告诫为官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失意官员中不乏有把一手“烂牌”打好的人,而得意官员中也有将一手“好牌”打输的人。失意与得意都不是官员贪腐的决定性因素,这取决于官员的心态与抉择。但可以肯定的是,失意与得意都有可能是暂时性的,只有清白与贪腐才能将人生定格。 第5页 :面对“仕途困境”,官员如何突围?   面对“仕途困境”,官员如何突围?   文_本刊记者 李天锐   公元1045年,北宋庆历新政宣告失败,57岁的老臣范仲淹由参知政事被贬为给事中、知邓州,开启了他长达7年的地方官生涯,直至人生的终点。   当时有人造舆论,这名仕途失意的老臣会从此“破罐子破摔”。范仲淹则在给宋仁宗的谢表中表明心迹:“持一节以自信,历三黜而无悔”,“敢不孜孜于善,战战厥心,求民疾于方,分国忧于千里。”   范仲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一到邓州,他就体察民情,寻泉凿井。对其在邓州的贡献,《嘉靖邓州志》评为“孜孜民事,政平讼理”。   相比古人的务实与坦荡,当下一些人就显得觉悟和境界太低。有的任职时间一长就开始“抱怨”,有的甚至将“仕途失意”当成腐败的借口。实际上,当官员遭遇“仕途困境”后,仍可以活得闪亮,甚至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突围。   精神突围:“困境”中仍可活得闪亮   遇到“仕途困境”的人可分为两种,一是在某个岗位、职级上久不提拔,二是因种种原因被贬谪或被边缘。然而,古今不少杰出人物的故事表明,即使遭遇困境,仍可以活得闪亮。他们在“困境”中以强大精神力量坚守信仰、做好本分,陶冶情操,给今人带来诸多启发。   一个人讲原则、守信仰,就容易在“困境”中看到希望。唐武则天时期名臣徐有功,长期担任六品司法官员,少有提拔机会。在来俊臣等酷吏受重用、罪名满天飞的时代,徐有功却“只认法律”,以一己之身,多次在廷上“呛声”武则天,使其刀下留人。   别人问他,“你不想被提拔吗?为啥弄得这么多人恨你?”他的回答是:“尔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最终,徐有功成为古代知名的优秀法官。   进入现代,共产党员亦应忠诚于自己的信仰。“我是共产党员,永远都不会消极。”这是萧克上将1958年因“反教条主义”受到错误批判,并被解除解放军训练总监部部长职务后,对来看望他的贺龙、王震等说的话。此时,他已从最初的咳血、难受到无法入眠调整过来,并暗下决心,“我要用行动来申辩,用努力工作来证明我对党的忠诚。”   文革期间,早已被贬为农垦部副部长的萧克,再次受到批判并被下放江西“五七干校”。“在那里,我读了30本马列主义的书,始终坚信我们党是有希望的,不正常现象迟早会改变。”1972年,随着林彪集团覆灭,萧克重返军界。后来,中央军委为其彻底平反。   从古至今,诸多“仕途失意者”在做好工作的同时,也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智慧,或读书充电,或寄情山水,排解心中苦闷。   唐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左迁永州。业余时间,他一方面钻研哲学、政治、历史,一方面结交贤士,游历山水之间。一部《柳河东全集》,三分之二创作于永州。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却能从道家学说中寻找“解压之道”。闲时或制东坡肉;或欣赏音乐、苦练书法;或与老友谈禅学,把苦日子过成了忙日子、好日子,也影响了身边乃至后世大批为官者。   在当代,这种传统也流传下来。如两次引咎辞职的原北京市长孟学农在反思之余,也重拾了过去热爱的徒步运动;文化部原党组书记于幼军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后,潜心于国家图书馆读书写作,写成了专著《社会主义五百年》。   行动突围:越是在困境,越要勇挑重担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仕途停滞或失意时不消沉、不懈气、勇挑重担做大事,既是官员的职责所系,体现出格局和担当,亦可能有意外收获,甚至成为官员仕途的转折点。   明初大臣胡寿安,历任信阳、获鹿、新繁等地知县,多年未获提拔,但他毫不在意,把心思都用在工作上。每到一地,他都踏足农田,询问当地弊病,劝老百姓以耕种为本。胡离开信阳时,“道民泣送者数千人”。他大受感动,赋诗一首:“一官来此几经春,不愧苍天不负民。”   今人许宗衡,早年经历亦可圈可点。1990年,35岁的许宗衡由副厅级的衡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转任正处级的深圳市委组织部干部培训处处长。据报道,许执意远赴深圳,原因之一就是在衡阳受人排挤,陷入了仕途困境。   虽然降职使用,但许宗衡凭着冲劲、干劲,很快展示出才干。他用1年多时间,就将濒临倒闭的海天出版社扭亏为盈,其能力受到认可后一路升迁。可惜的是,顺境中的许把持不住自我,最终堕落成了一个“反面教材”。   2005年12月的一天,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与副局长潘岳在走廊里抱头痛哭。这一天,解振华因松花江污染事件引咎辞职。1年后,解履新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主管资源节约、应对气候变化等事务。   复出之后,解振华继续兢兢业业工作。他连续多年担任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经常通宵达旦与多方进行艰苦谈判,还曾怒斥西方国家拒不履行已作出的各项承诺。如今,已67岁的解振华到龄卸任发改委职务后,还被委以“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重任,可见中央对其复出后工作的认可。   十八大后,随着官场风气的好转,政治生态的净化,用人上的一些条条框框被打破,想干事、能干事的官员还将拥有更广阔的舞台。   不过,在用行动突围的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是,官员一定要守住清白的底线。如晚清名臣李超琼20年来辗转8地当知县,从未获提拔,却能洁身自好,几十年不添私产,受到朝廷嘉奖。1999年,令狐安由云南省委书记转任审计署副职,10年间素有清廉之名,退休后被任命为中央巡视组组长。   相反,如果像前文中诸多落马官员一样,一遇仕途不顺就垂头丧气、找机会“大捞一把”,不但不能从困境中突围,反倒是跌入了腐败的深渊,悔恨终生。   跨界突围:实现个人价值,不只在官场   当有人仕途受挫,感到“怀才不遇”,不愿继续在体制内“蹉跎岁月”时,不妨将眼光放远。换一种活法,同样可以实现人生价值。   战国中期的白圭,就做过一个艰难的决定。此前,他曾一度在魏国为相,后深感魏国腐败愤而出走。到齐国、秦国后,因自己的主张不被采纳,对当时局势更生厌倦。终于,他弃政从商,渐成一国巨富。其“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商思想,对后世直至明清徽商、侨商等,都有很大影响。   “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这说的是1167年,南宋朱熹到访岳麓书院与人论学时的盛况。事实上,朱熹亦有断断续续7年的为官生涯。他在朝仅40天,却因其主张无法推行而辞官。朱熹潜心于教学与理论研究后,在经学、教育学、美学、文学等方面取得很大成绩。清康熙曾赞其“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   在当代,“辞官另就”也常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如樊建川辞去宜宾市副市长后,投身房地产业,后创办建川博物馆;民政部当年最资深的司长王振耀辞职创办中国公益研究院等。   除了投身公益,更有拥有9年多正厅级资历的山东济宁市原市长梅永红下海经商,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14年的俞可平辞职回到北大教书等例子。尽管受访时,这两人均未将仕途失意列为辞职原因,但二人多年停滞的仕途仍引起关注。   如今,改革的空气正荡涤着“官本位”思维,在干部“能上能下”及“大众创业”的热潮激励下,越来越多在官场遭遇瓶颈,或仕途受挫,或自认收入偏低的人走了出来。总体来看,他们的年龄分布更加均匀,级别跨度更大,职业类型也更丰富。   “我终于当上了一把手。”这句自嘲的话,出自主动辞职的湖南临澧县原副县长、北大毕业的80后刘涛之口。与经商、从事法律工作等常规出路不同,刘涛选择了回家务农。他承包了100亩土地,种起了猕猴桃。   “相比当副县长,建成一个猕猴桃园带给我的成就感更大。”刘涛说。朋友们发现,如今刘涛的生活自由了很多,也经常在微信朋友圈里说话了……   突围后的生活很精彩。不过有专家强调,突围期间,官员们要牢记一个原则。   “尽管一些贪官将腐败归因于‘仕途受阻’纯属托词,但仕途上的困惑也确实存在于很多人的潜意识里,进而影响到工作。突围成功之前,官员都要牢记‘在其位须谋其政’,讲风格,讲境界,担负起党和人民交给你的使命。”成都市委党校教授刘益飞告诉记者。相关的主题文章: